《金蚂蚁》布面油画300×200cm2016年
文/杜曦云
1992年，是中国社会迅速转型具有标志性的年份。和计划经济模式相区别的市场经济，开始步履稳定的落地、蔓延，直至渗透到中国大陆的边边角角。如今已成事实的很多全球化成果，溯源时也归根到那个年份。
《驴市》146×114cm 布面油画 1992年
贺丹延续至今的油画图卷，也是从那个年份开始浮出水面，例如1992年的《驴市》。有趣的是，从他那些画卷中来看，他的目光所聚，是中国西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众生。因为地处内陆深处，市场经济以及它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改变，似乎尚未波及到这方水土这方人，他们依然故我的休养生息着，上演一出出自成一体的喜怒哀乐，在贺丹透过自己的心理滤镜所生成的油彩镜像中，以黯淡荒凉的色调呈现着。
《葬礼》 120x120cm 布面油画 1995年
贺丹1990年代早期的这些绘画，应该主要是画家本能观看的产物。在游走或驻地时，尊重自己真实感受的人，会自然的把自身基本情感作为综合判断的出发点。从贺丹这个阶段的画面来推测，贺丹当时油然而生的情怀，以悲悯为主。艺术表达对他而言，应该是靠近自己体会到的真相，而不是按照他人的指令来粉饰或歌颂。这种艺术观能让艺术表达自然生成一番面貌来，和风俗画的气息自然区分开来。直到今天，以西北为题材的大多数绘画和摄影等，依然在推销着西北风俗、风情……
《大树》324×228cm 布面油画 2001年
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，贺丹在巴黎生活十余年，然后再回到中国至今。人是生存处境的产物、文化的容器，生存处境和知识结构的改变等，体现在贺丹的绘画上，首先是视角的改变。对中国西北经济欠发达地区人群的关注是起点，继而延伸到表达更多地区、阶层人们的样态。
《洪水》 250x195cm 布面油画 2008年
更明显的变化是：文化自觉所导致的观念清晰，刷新了以前朴素的基本情感。当然，基本情感，始终是文化的起点和终点；观念清晰，是以具有视觉感染力的美学方式表达出来的。从这些绘画中可以看到，即使有些作品依然表达西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群，但透露出的画家本人的文化视野、问题意识等，已经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风范了。
《狗熊》 250×200cm 布面油画2013年
这些直面视网膜的画卷，通过视觉语言来传达出的意蕴，是含混多义、五味杂成的。局部的细节相当真实，整体结构却是象征性的虚构。造型、色彩和用笔，貌似朴拙雕凿，其实轻松挥写，透露出不假思索的个性。如果说早期绘画有勃鲁盖尔的痕迹，这些年来的作品则更加放松，在信马由缰的发挥中自成面貌。
《时间·空间》 220x200cm 布面油画 2014年
贺丹近年来的作品，无论是各色的“蚂蚁”、“蜜蜂”，还是《大飞机》、《长途车》、《苹果》、《洪水》等，所指虽然各有不同，但总是一个个群体的运动状态。在这种凸显群体的画卷中，个体是被弱化的。其中，和群体保持距离的个体很少见，特立独行的更是稀有。身处其中的渺小个体们，看上去各怀心思，而且复杂莫测；但统观时，又是相当趋同的。那一张张脸孔、一个个身姿中所显现的欲望，清晰并混沌、明确而茫然，仿佛被难解的宿命笼罩。
《红旗 》局部 200x600cm 布面油画 2009年
《我们发现美洲》局部 250x200cm 布面油画 2015年
《苹果》局部 200×250cm 布面油画 2017年
《来来往往》局部 200×300cm 布面油画 2018年
多年来反复围绕这些人群、这批主题孜孜涂绘的画家本人，也仿佛被莫名其妙的咒语所施：一方面旁观这些人群局面，拥有置身事外的视角；另一方面，他自己也是深陷在这人群中的一员，难以自拔并困惑无措。仔细观察这些人头攒动的画卷时，不难发现：画家时常把自己画入人群中，神情动作各不相同。
《人群之四-人海 》 230×450cm 布面油画 2017年
贺丹反复涂绘的这些密集群体，因为个体的特点被弱化，容易被人当作无足轻重的背景。其实，每一位个体的能量都无法抹煞，貌不惊人的大多数，往往才是深重影响局势的主体。越是对历史变迁、文明更迭有所意识的旁观者，越容易对这些画卷的意蕴应目会心。如果是身在群体中的人有所感应，或许会一时语塞，默视无言。在不同的时代氛围里，各种可能性的发酵状况是不同的，未来的图卷中，贺丹所关注的群体会涂绘成什么形色样态？
2019年6月23日于广州
《人群之四》 150x190cm 布面油画 2006年
《红旗 》 200x600cm 布面油画 2009年
